2月9日清晨，坎城的陽光很好，地中海的藍色在晨光中亮得晃眼。沈逸川在酒店前臺退房，穆晚秋站在旁邊，手裏拎着一隻帆布包。前臺服務員遞過帳單，用法語說了一句「Merci, bon voyage（謝謝，旅途愉快）」。沈逸川聽不懂，穆晚秋替他回了句「Merci」。兩個人提着行李走出酒店，叫了一輛出租車，去了火車站。火車從坎城出發，沿着蔚藍海岸往西開。穆晚秋靠窗，看着窗外的景色，南法的橄欖樹和葡萄園在車窗外交替滑過，一片一片的綠色，像是一幅沒有畫完的水彩畫。沈逸川坐在她旁邊，手裏拿着一本翻爛了的法文詞典，時不時翻幾頁，又合上。
穆晚秋在火車上翻閱法國報紙，看到幾篇關於《不列顛黨衛軍》的評論。有法國讀者來信說：「這是英國人自己的故事，跟我們法國人有甚麼關係？」她把那段念給沈逸川聽。沈逸川放下詞典，想了想。「法國人也有被德國佔領的歷史。他們不是沒興趣，是沒找到自己的位置。倫敦被佔領是假的，巴黎被佔領是真的。他們看這本書，心裏想的是自己的事。」穆晚秋問他想不想讓這本書在法國出版法文版。沈逸川說：「等到了巴黎再說。」
火車抵達巴黎里昂火車站（Gare de Lyon），灰白色的石牆，鐵鑄的拱頂，巨大的時鐘在陽光下閃着光。沈逸川和穆晚秋提着行李走出站臺，看到有人舉着牌子——「M. Li」「Mme Mu」。舉牌的是一個二十多歲的法國青年，穿着深藍色風衣，頭髮亂糟糟的，戴着一副圓框眼鏡。他用法語自我介紹，穆晚秋替沈逸川翻譯。「他說他叫皮埃爾，是阿諾雷導演的助理。阿諾雷導演今天上午在剪輯室，走不開，讓他來接。」助理帶他們上了一輛黑色雪鐵龍，駛過塞納河，穿過左岸的窄巷，停在了一棟舊樓前。
阿諾雷的辦公室在左岸一棟舊樓的四樓，木樓梯踩上去吱呀作響。牆上掛滿了電影海報和黑白老照片——有讓·雷諾瓦、馬塞爾·卡爾內、亨利-喬治·克魯佐，還有一張1944年巴黎解放時的街頭照，人們舉着法國國旗在香榭麗舍大街上奔跑。阿諾雷五十多歲，頭髮灰白，戴着一副黑框眼鏡，穿着一件深藍色的羊毛衫。他的辦公桌上堆滿了劇本、書籍和膠片盒，角落裏還有一臺老式的膠片剪輯機。
他站起來，跟沈逸川握了握手，又跟穆晚秋握了握手。他用法語說了一段話，穆晚秋翻譯。「他說，他很喜歡《不列顛黨衛軍》。這本書在英國連載的時候，他就讓人把每一期都從倫敦寄過來。後來法文版出了，他又讀了一遍。他說，這本書讓他想起了1940年的巴黎——不是他經歷的，是他父母經歷的。他父親當年是抵抗運動的成員，被蓋世太保抓走，關在弗雷訥監獄，直到1945年盟軍解放纔出來。他說他父親從來不談那段日子，但他在書裏找到了他父親沒說出來的東西。」
阿諾雷從抽屜裏拿出一本翻爛了的法文譯本，封面寫着「SS-Paris（巴黎黨衛軍）」，署名列着「李少將着、法國伽利瑪出版社譯」。書頁裏夾滿了便籤和標註，書脊已經斷了，用橡皮筋扎着。
「他說，他一直想拍一部關於德國佔領時期巴黎的電影。但那些故事都是法國人的視角——抵抗運動的英雄、叛徒、受害者。他想換個角度，從佔領者的內部，從那些在黑暗中掙扎的法國警察、記者、普通人的視角。他指了指那本法文譯本。《不列顛黨衛軍》給了他靈感。他想要的是法國版，叫《巴黎黨衛軍》。不是翻拍，是改編——把倫敦換成巴黎，把蘇格蘭場換成巴黎警察局，把英國抵抗組織換成法國抵抗運動。故事的內核不變——人在黑暗中如何選擇。」
沈逸川聽完，沒有說話。
他端起阿諾雷助理倒的咖啡，猶豫了一下。「英國人那邊會不會反對？《不列顛黨衛軍》的英文版是在《倫敦小說報》上連載的，英國人有英文版權。如果他們反對法國人拍，會不會有麻煩？我沒跟英國人簽過電影改編的合同，但小說是在他們報紙上連載的，他們會不會覺得有分成權？」
穆晚秋把他的話翻譯過去。阿諾雷搖了搖頭，從抽屜裏拿出一份合同複印件，推過桌面。他用法語說了一段話，穆晚秋翻譯。
「他說，英文版權確實在英國人手裏，但法文版權不在。法文翻譯是法國伽利瑪出版社（Gallimard）做的，版權在法國出版社手裏。你已經授權了法國出版社翻譯並改編這個小說，而且出版社同意我拍攝這個電影。所以法律上講，英國人無權反對我們拍《巴黎黨衛軍》。他說，法國的法律跟英國不一樣。在英國，改編權通常跟着英文版權走。但在法國，翻譯版權是獨立的。誰翻譯的，誰就有權授權改編。伽利瑪出版社花錢買了你的法文翻譯權和改編權，他們有權授權給他拍電影。英國人管不着。」
沈逸川看着那份合同複印件，想起去年在香港籤的那些文檔。他當時沒有多想，只覺得能讓法文版在法國出版就行了。沒想到伽利瑪出版社的動作這麼快，連改編權都買下來了。穆晚秋把那行法文條款指給他看，小聲翻譯。「這裏寫着——『法文翻譯版權歸伽利瑪出版社所有，出版社有權在法語地區授權第三方改編、翻拍本作品。』」
沈逸川看了看那行條款，又看了看阿諾雷。「也就是說，法國人拍《巴黎黨衛軍》，跟英國人沒關係？」穆晚秋點了點頭。「跟英國人沒關係。」沈逸川放下咖啡杯，看着阿諾雷。「法文版權你可以用，但要讓我參與劇本。故事可以改，但魂不能丟。」穆晚秋翻譯過去，阿諾雷笑了。
他用法語說了一長串，穆晚秋翻譯。「他說，他正愁找不到一個好的『佔領者視角』的編劇。你是寫《不列顛黨衛軍》的人，沒有人比你更懂這個故事。法國編劇寫法國佔領，總是從法國人的角度——英雄、叛徒、受害者。他想找一個站在中間的人——不是英雄，不是叛徒，不是受害者，只是一個普通人，在黑暗中掙扎，不知道該往哪邊站。他說，他覺得你能寫出這種人。」
沈逸川伸出手。「一言爲定。」阿諾雷握住了他的手。
穆晚秋坐在旁邊，一邊聽一邊在筆記本上記錄要點。她寫得很慢，每一個字都很認真。阿諾雷看着她，忍不住說了一句法語。穆晚秋愣了一下，把他的話翻譯給沈逸川聽。
「他說——『沈先生，您的翻譯比您還會談判。』」
沈逸川看了穆晚秋一眼，嘴角微微彎了一下。「她本來就是。」
穆晚秋瞪了他一眼，繼續記錄。
初步意向達成，阿諾雷合上筆記本，站起來，用法語說了一句。穆晚秋翻譯：「他說，合作的事回去再細談。今天，我們只慶祝。」
阿諾雷帶他們去了一家巴黎小館子，在蒙帕納斯的一條窄巷子裏，門面不大，但門口排着長隊。老闆認識阿諾雷，直接帶他們去了角落的卡座。牆上貼着老照片，有埃迪特·皮亞芙（Édith Piaf）、讓-保羅·薩特（Jean-Paul Sartre）、西蒙娜·德·波伏娃（Simone de Beauvoir）。桌子是木頭的，桌面上刻着顧客的名字，有的已經模糊了，有的還很清晰。阿諾雷點了紅酒和蝸牛，沈逸川喫不慣蝸牛，叉子戳了半天沒戳出來，蝸牛殼在盤子裏轉來轉去，就是戳不到肉。穆晚秋幫他把蝸牛肉挑出來，放在他的盤子裏。阿諾雷看着這一幕，端起酒杯，用法語說了一句。穆晚秋翻譯：「他說，他見過很多編劇和翻譯的合作，沒見過這麼默契的。」
沈逸川端起酒杯，跟阿諾雷碰了一下，又跟穆晚秋碰了一下。紅酒不烈，但後勁大。他喝了兩口，臉就開始泛紅。
窗外的巴黎，暮色正濃，路燈一盞一盞地亮起來。遠處的艾菲爾鐵塔在暮色中閃着光，塞納河在橋下靜靜流淌。沈逸川看着窗外，端起酒杯又喝了一口。「巴黎真不錯。」穆晚秋看着他，嘴角微微彎了一下。「你還沒去羅浮宮呢。」沈逸川說：「明天去。」